【边疆时空】李永|试析唐宋之际福建地区的“由场升县”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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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主持国家社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各一项，已在《学术月刊》《史学月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主要研究领域为隋唐五代史、中国古代城市史。

摘要：唐宋之际福建地区辖县数目有了较大增长，其中由场所升之县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从时间分布上看，福建地区的场在中晚唐五代时期集中涌现，并在五代、宋初逐渐升格为县；从空间分布上看，这些县以建州、福州、泉州三地最为集中，并在宋初扩展至福建西南部的汀州。这样的时空分布特点与唐宋之际福建地区的经济开发以及人口增长、福建地区的开发顺序与移民的迁移路线，以及五代十国时期政权分立的政治局势均有密切的互动关系。“由场升县”这一历史进程的背后，既体现出唐宋之际朝廷统治权力在福建地区的渐趋深入，也包含了福建本地人士寻求建制升级与中央认可的积极努力；既是一种由上到下的行政调整，也是一种由下到上的倒逼推动，是“官”与“民”互动的结果。

关键词：唐宋 福建 场 县

县作为中国古代最稳定的基层行政区划，其发展分布情况历来是一个地区开发程度的重要指标。谭其骧先生曾经指出：“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以臻成熟……就全国或某一区域内各县作一综合的考察，则不啻为一部简要的地方开发史。”福建地区在唐代先后归属岭南道、江南东道，五代十国时期被闽、吴越、南唐等政权先后统治，北宋政府则在此设置福建路。由唐入宋，福建地区统辖的县由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的23个，到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的41个，再到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的45个，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增长。这些新县主要有四种来源途径：第一，析分旧县而置。泉州惠安县即在北宋太平兴国六年，析分晋江县而置。第二，开山洞而置。福州永泰县即在唐代宗永泰二年（766），开山洞所置。第三，由军镇升级而置。建州松溪县即在南唐保大年间（943—957），由戍兵之松溪镇升级而置。第四，由场升级而置。福州永贞县即在后唐长兴四年（933），由罗源场升级而置。四种来源之中，由场升级所置之县所占比例最大。林汀水、郑学檬等学者较早关注到唐宋时期福建地区的“由场升县”现象，李锦绣、李昌宪、李晓杰等学者的研究亦曾对此有所涉及，惜未进行深入探讨。近年来，张达志先生在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对此现象进行解析，给人颇多启发。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集中考察唐宋之际福建地区的“由场升县”现象，分析其时空分布特点与成因，探讨“由场升县”背后的社会动力。不当之处，还望赐教。

一 唐宋之际福建地区的“由场升县”现象

“场”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记载中出现较早。《诗经·豳风》云：“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毛诗正义》曰：“春夏为圃，秋冬为场。”郑玄笺云：“场、圃同地。自物生之时，耕治之以种菜茹，至物尽成熟之时，筑坚以为场。”孔颖达疏曰：“九月之时，筑场于圃之中，以治谷也。十月之中，纳禾稼之所收获者，黍稷重穋，禾麻菽麦之等纳之于囷仓之中。”可见场的最初含义，当是收纳农作物的坚平之地，是将种植农作物的圃加以整理，使之坚固平坦，以便于农作物的收藏、晾晒。所以周官中场人的职责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蓏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由孔颖达的注疏可以看出，场的附近当有粮仓，便于农作物的收纳。在“场”前面缀以表示功能的字词，便成为了某种类型的场。诸如戏场、道场、矿场、盐场、税场等。

唐宋时期福建地区的场主要是税场。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福建观察使王雄在福州侯官设梅溪场，后升为闽清县。由《淳熙三山志》中闽清“以税场为县”的记载可知，梅溪场为税场。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将隶属福州的长溪、古田两乡设置为感德场，至宣宗大中年间（847—860）侯官县丞汤华“兼总感德场，人不告劳，征赋皆及”。可见感德场也用于征收赋税。唐宋时期设置的税场，大多位于交通要冲，商贾、人员往来便利。比如泉州的小溪场便“西距漳、汀，东濒溟海，乃泉之一镇守也……由陆而至者，必出其途；自水而运者，会流于下。”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场的聚集效应显现，逐渐扩展成为人口聚集区。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带来了行政建制升级的需求。另一方面，政府为加强对这些地方的社会管控，也会考虑于此置县。诚如学者所言：“随着人口流动、场务发展等，一些场从单一盐场、矿场、税场成为具有多种功能的场镇，向一级新的行政机构发展。”在这种背景之下，由场升县成为唐宋之际包括福建在内的东南地区的一个特殊现象。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福建观察使陆初“并侯官、长乐入闽县、福唐两县，并将乐县入建安、邵武两县……于旧县各置场官一，刻木为印，征其租税，居人不便，至五年四月又复置”。由朝廷任命场官，说明朝廷认识到侯官、长乐、将乐等地需要设置专门的机构加以管理。两年之后重新由场升为县，说明场并不能满足当地民众的需求，也说明当地的发展具备了设置县一级行政机构的必要与条件。福建泉州桃林场在唐武宗时还是“形拘势促，不似公门”之处，但到宣宗时发展成为“俗阜家泰，官清吏闲。凌晨而舟车竞来，度日而笙歌不散” 的繁华之所，并最终升为桃源县，后改永春县。据不完全统计，唐宋之际福建地区共有14个由场所升之县。面对大量实例的集中出现，有学者甚至提出“唐代的场是后备县” 的看法。如此论断虽有可商榷之处，但却揭示了福建地区从唐中后期开始，直至宋初发生的“由场升县”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笔者以置场时间为序，将唐宋之际福建地区由场所升之县整理成下表：

二 唐宋之际福建地区“由场升县”的时空特点及成因

在表1基础上，我们绘制了唐宋之际福建地区“由场升县”分布图。结合图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唐宋之际福建地区“由场升县”的时空特点。从时间分布上看，福建地区的场在中晚唐五代时期集中涌现，并在五代、宋初逐渐升格为县；从空间分布上看，这些县以建州、福州、泉州三地最为集中，并在宋初扩展至福建西南部的汀州。

上述时空分布特点的成因，可从以下几个角度解释。

首先，与唐宋之际福建地区的经济开发以及人口增长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福建地处东南一隅，受地理位置以及地形条件等制约，隋唐以前的开发过程非常缓慢。美国学者汉斯·比伦斯泰因曾经考察唐末以前福建地区的开发，他以150年间隔为单位，把公元元年至公元九百年间福建地区的县治分布情况，分别绘制了七张地图。由此可知，直至公元600年，即隋开皇二十年，福建境内县治分布仍极稀疏，且沿海与内地仍处于隔绝状态。但至公元750年，即唐玄宗天宝九载，福建境内已经出现大批新县，并奠定了唐末以前福建地区县治分布的基本格局。周振鹤先生有言：“政区的废置和分布情况的变化，实际上是经济兴衰和人口变迁的一项动态指标。”因此福建地区在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迎来了大开发的浪潮。中晚唐时期，福建地区在时人眼中虽然仍为“左溟海，右百越，领外峭峻，风俗剽悍”之地，但县治数目的基本稳定以及“海滨邹鲁”等称号的出现，无疑表明此时的福建地区已经开发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与经济开发相呼应的是福建地区人口的增长。安史之乱以及随之而来的藩镇割据、五代纷争使北方人口大量南迁，福建是接纳北方移民的重要区域之一。移民的迁入使福建地区的人口迅速增长。中国古代人口数目的升降与县级行政区划的置废有着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诚如郑学檬先生所言：“从唐开元至五代南唐的二百年左右时间里，由于北方以及浙、赣两省移入闽地人口的大量增加，以及原来人口的自然增长，山区劳动力缺乏的状况有所改善，山谷地区陆续得到垦辟，形成居民点，继而设场收税，进而置县治理。”

其次，与福建地区的开发顺序与移民的迁移路线有关。建州、福州、泉州系福建地区较早设立的州一级行政区划。其中福州早在南朝陈时已经设州，初名闽州，隋时改称泉州，至武则天久视元年（700）改为武荣州。唐睿宗景云二年（711），析武荣州为闽州、泉州，开元十三年（725）闽州改称福州。建州设置于武德四年（621）。三州均为福建境内较早开发之地。汀州则直至开元二十四年，方“开福、抚二州山洞”置州，开发时间较晚。不仅如此，因乱而南的北方移民进入福建境内的通道主要经由北部的浙江以及西部的江西而来，福建西北部便成为移民较早进入的区域。据学者统计，从唐开元至北宋太平天国年间，福建境内各州户数增长的百分比，以建州为最高，并依次向汀州、福州、泉州递减。其中，建州、福州、泉州系唐末五代福建境内接纳移民最多的州。汀州由于开发较晚，户数的较快增长对设县需求的刺激直至北宋前期才显现出来。

再次，与五代十国时期政权分立的政治局势有关。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政权林立，版图缩小，已经有一定规模的场具备升级为县的政治需求。表1中五代十国时期由场所升之县共有10个，占总数的71.4%。其中，闽政权时期共有4个，占五代十国时期总数的40%。在这种背景下设置的部分县，规模相对偏小。宋初虽然基本保留了此时所升之县，但也会对这种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如建州永顺场于南唐时改为顺昌县，“宋熙宁三年以县境偏小，割剑浦县交溪乡益之。”

三 唐宋之际福建地区“由场升县”的社会动力

中国古代政权，县作为最稳定的基层政区，是中央权力直接面向基层社会的象征与代表之一。设县与否往往成为某一地域是否纳入某一政权控制范围，或者中央权力是否扩展深入至某一地域的标准之一。比如《史记·秦本纪》言：秦武公十年（前688）“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就是把新征服的地区纳入秦国版图之意。此处的“县”与后世郡县制的“县”能否同一而论，学界仍有争议，但设县这一行为所具有的政权控制意义却一直保留下来。比如东汉建安年间（196—220），会稽郡南部都尉贺齐率军平定福建地区叛乱之后，便“复立县邑”进行统治。与之相对应，学界对设县的意义多从权力伸张的角度进行思考，将其理解为一种中央控制下的政治行为，认为“政治过程在行政区划变迁史中起着主导作用，甚或是决定性作用。”这种由上到下的观察视角，无疑准确地发掘了中央政府在设县过程中发挥的主导作用。唐宋之际，福建地区的一些新设之县，也体现出了中央政权控制范围的深入与扩大，诸如唐时隶属福州的古田县系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开山洞置；永泰县系代宗永泰二年观察使李承昭开山洞置。

与上述体现统治范围扩展而在原先政权无法控制的地域所设之县不同，唐宋之际福建地区“由场升县”的历史进程中，除去中央发挥的作用以外，我们还看到地方基层社会力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推动角色。前文所言唐宪宗时福建观察使陆初将侯官、长乐、将乐等县降格为场之后不久，又复场为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居人不便”。唐人盛均曾针对泉州桃林场发出如下感慨：“视廛里若巨邑，览风物如大邦。鳞鳞然廨宇之罗，霭霭然烟火之邦……尝闻期月之内，变为大县乎！”可见桃林场升级为县乃势之所趋、人心所向，符合场内人士的利益。泉州小溪场场监詹敦仁在小溪场由场升县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最具代表性。詹敦仁本避乱隐居仙游植德山，后被清源节度使留从效所辟，出任小溪场监，“既至，请升场为县。”詹敦仁在《初建安溪县记》一文中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敦仁奉命以来，视事之始，既嘉山川雄壮，尤喜人物夥繁，思筑而县之，乃以状请于郡太守。未几而报可之令下，增割南安近地，新揭清溪美名。”小溪场升县过程中，詹敦仁等地方社会代表力量由下而上的推动，起到了关键作用。

由场升县意味着某地行政建制级别的提高，与此同时，往往需要通过崇门楼、建官廨、辟道路等一系列配套措施，完善县治应具备的行政中心属性。福州感德场于王闽龙启元年升为宁德县，便开始建设县城桓门。小溪场升县之后，当地兵士与百姓利用轮番、农闲时间，修筑县城，达到“崇门竖楼，所以严其势；绳廊周宇，所以处其吏。屋不华而加壮，寝仅足以为安。居民鳞次，雍雍然以和；官廨翼如，济济而有辨”之规模，并最终实现“坐肆列邸，贸通有无；荷畚执筐，各安职业”的效果，无疑大大有利于地方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高耸的门楼与整洁的官廨，则有助于威严声势，树立官府权威，促进地方统治秩序的稳定。不仅如此，“由场升县”还意味着某地正式纳入政权行政区划体系，得到中央权力的最终认可，这对地处东南边陲的福建地区来讲，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场虽然也是官方所设，但毕竟不是正式的行政区划层级，场官也系地方征辟，无法进入官方的行政官员序列。詹敦仁在《初建安溪县记》一文开篇即曰：“夫万户而置郡，千户而置邑，古制也，泉之为郡古矣。小溪场西距漳、汀，东濒溟海，乃泉之一镇守也……土之所宜者，桑麻谷粟；地之所产者，獐麈禽鱼。民乐耕蚕，冶有银铁，税有竹木之征，险有溪山之固。两营之兵，额管二千余人，每岁之给，经费六万余贯。地实富饶，是岂不足以置县欤！”体现建立县治的强烈要求。场升为县之后，场官往往继任为县令，由此正式成为中央任命的地方官员。詹敦仁在小溪场升县后继为县令。南唐时，升建州永顺场为县，也以原来的场官林揆为县令。升格为县还可为场内百姓提供便利，他们不用因各种事务而来往奔波于场与原来的县治之间。比如建州归化县本唐末归化镇，“后以去郡遥远，民难输纳，户口稍滋，伪唐保大三年立为场，至显德五年改为县。”所以升场为县也是“斯场人士之所愿也”。

结语

“由场升县”作为唐宋之际福建地区发生的显著现象，其呈现出的时空特点与福建地区在唐宋之际的人口增长、经济开发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这一历史进程的背后，既体现出唐宋之际朝廷统治权力在福建地区的渐趋深入，也包含了福建本地人士寻求建制升级与中央认可的积极努力；既是一种由上到下的行政调整，也是一种由下到上的倒逼推动，是“官”与“民”互动的结果。其实，唐宋之际的“由场升县”并非仅仅出现于福建地区，江西、荆湖、广东、甚至浙江等地均有出现，其中尤以与福建相邻的江西最为集中。比如江西吉州的龙泉县，虔州的上游县、龙南县、瑞金县、石城县，江州的德安县、瑞昌县，抚州的宜黄县、金谿县等均由场所升而来。“由场升县”与唐宋之际经济重心南移以及安史之乱以后北方人口的南迁互为表里，为福建、江西等地县治分布基本格局的奠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注】文章原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3期。

责编：李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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